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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媒观察》是新华报业传媒集团主管、主办的新闻传播类学术期刊，创刊于1984年。欢迎您的关注！

  从“身居于此”到“连接于此”：县级融媒体的社会建构实践与基层治理范式变迁

  2018年8月，媒体融合进入第二阶段，区县媒体首次成为国家战略焦点。当时政策与研究基础薄弱，七年后，县级融媒体研究已日益丰富，政策与标准也趋于完备。此时核心问题就在于：县级融媒体创新的价值坐标究竟是什么？在传统新闻体系中，县级媒体可借鉴上级经验，打时间差获取红利。但在媒体融合背景下，中央和省级经验对县级适配性不足，有效策略尚不明确。这要求县级融媒体必须走向自主创新，不能依赖模仿。体制上，县级融媒体多属公益一类，由财政保障运营，但切除了企业功能；少数归为公益二类，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其激励效能正随垄断壁垒消解而减弱。一些地方提出“一类身份、二类管理”的折中方案，实为两难之选。不如彻底区分事业与产业，破除认知框架，务实推进创新。县级融媒体被寄望参与基层治理，成为技术枢纽。治理本质是多元主体对话、协商与达成共识的过程，国家治理现代化首先考验数字沟通能力。媒体之功正在于此。应基于过去七年实践，实事求是评估其成效，推动媒介化社会中的治理创新。

  在国家推进媒体融合发展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双重背景下，县级融媒体作为国家传播体系向基层延伸的关键节点，承担着信息传播、政策宣导与社会动员等职能，是推动基层舆论引导与服务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本文以“在场”理论为分析框架，基于田野调查与深度访谈，并结合政策文件分析，从空间在场、关系在场、意义在场三个维度考察县级融媒体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状态。研究之后发现，在县域传播实践中，一些县级融媒体出现“在场的缺席”现象：空间层面，技术设施与平台虽已进入乡村，但难以嵌入地方性的日常传播环境；关系层面，制度化、垂直化传播逻辑与乡村熟人-半熟人关系网络的运作逻辑错位，难以形成稳固的互信关系；意义层面，官方话语与本土语境衔接不足，信息在进入村民语境时常被弱化或再解释。“在场的缺席”现象发生的深层根源为制度性悬浮、媒介与乡土逻辑错位及数字鸿沟。县级融媒体需重构与乡村空间的连接，实现结构性嵌入；构筑与乡村的互信机制，实现关系性嵌入；创造与乡村的共生语境，实现意义性融入。这三重嵌入，是提升县级融媒体“在场”能力并促进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可探索路径。

  县级融媒体作为连接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是创新治理方式的有力抓手。在内容维度上，县级融媒体通过媒介内容的生产传播，意在建构“本地事实”“公共生活”和“模范榜样”，实现数据式治理、展演式治理和引导式治理；在物质维度上，县级融媒体通过平台功能设置，意在建构“使用”的人媒关系、“守望”的人地关系、“相助”的人际关系和“对话”的政民关系，实现服务式治理、参与式治理、互助式治理和对话式治理。媒介逻辑嵌入基层治理体系，一方面能够调和基层治理的运动性，导向非强制的治理方式、追求长期系统的治理效果，推动形成柔性治理范式；另一方面能增益基层治理的连接性，拓展参与渠道、强化主体联系，推动基层治理形成协同治理范式。县级融媒体的社会建构实践彰显了其介入基层治理体系、推动基层治理模式再造和治理范式变迁的广阔前景。

  媒介基础设施化慢慢的变成了一种社会现实，深度媒介化不再囿于设想，而是走进日常、融于生活。“媒介化治理”已不是新鲜词汇，媒介何以优化基层治理以回应深度媒介化的时代之需，才今时研究之意。为此，本研究在媒介化治理视域下选取20个县级融媒体客户端为观测点，对我国县级融媒体履责情况做实证评估，发现虽然县级融媒体作为“基层新型主流媒体”，其本身就是基层社会治理平台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能够较好履行“信息生产与质量”等方面的社会责任，但不同县级融媒体参与基层治理的责任意识及其表现存在比较大差异。除少数县级融媒体能够较好地兼顾“基层新型主流媒体”和“基层社会治理平台”的双重角色外，大部分仍未跳出媒体角色范畴。基于实证分析，研究认为，县级融媒体应通过共生关系构建、合法性再生产、技术-制度互嵌、协商民主的媒介化重构这四个维度，推动媒介逻辑与治理逻辑从有机融合到深度统一。

  人类的时间观念经历了自然时间、钟表时间、媒介时间的变迁过程。以Sora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未来媒介的新形态，它塑造的虚实相生将改变传统“一维性、不可逆性”的时间结构。时间属性在物质性之中加入了“虚拟”成分。Sora时间观将发生“解救”“沉浸”“永生”“可逆”的新转向，呈现出“压缩”“碎片”“共时”“即时”的时间特征。Sora时间结构的变化会影响人们的时间观念，进而孕育出新的生活方式、思维方法，甚至形塑整个社会的变迁结构、权力关系。因此，人类在Sora时间维度中要能够以现代性的批判角度去思考时间观念的合理性，做到“独善其身”，谨防人的异化。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大语言模型驱动下的AI幻觉问题日渐凸显，并成为引发虚假信息传播与信息迷雾风险的重要源头。本文聚焦“AI幻觉主导的信息迷雾”这一风险形态，通过案例分析与LDA主题建模方法，对中、美、欧人工智能相关法律政策文本进行语义聚类与热度分析，提炼出数据操控、透明性失准、舆论多元性冲击等三大核心风险表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剖析了该类信息迷雾风险的生成机制，指出由于训练数据源头性污染、治理机制碎片化、技术发展军备化及AI内容辨识困难等多重原因，这一风险体现出由技术偏差向社会挑战的系统性演化趋势。最后，本文提出基于输出可信、多元共治与信任重建三维路径的分类治理框架，探索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风险的治理可能，为优化治理实践提供参考。

  李大钊1918―1927年间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他根据对象的差异，采用学术话语、工友账本、市井曲艺等不同的方式，通过分层传播策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土化传播，并取得实效。研究表明，李大钊的传播智慧在于以受众为中心：用算盘术语激活工人认知、借曲艺形式嫁接市民审美、以学术讨论契合学生思维，使马克思主义扎根生活经验。这为当代理论传播提供镜鉴：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要避免机械套用理论，应立足实践，针对不同群体采取具体方法，进而促进思想认同。

  针对历代中国礼仪研究多侧重典章制度及文本表述的考索，本文从传播学视角出发，揭示了华夏礼仪关系生成的内涵及机制。传播学视角下，礼仪就是一种权力符号。礼仪作为一种符号化实践，传递并维持着社会结构中的权力关系。礼仪二分与整合的交往动机彰显礼仪符号互动的传播本体地位，“三才两仪”媒介化符号的交往秩序显示礼文化传播网络的立体建构，威仪传播的交往方式反映礼仪权力关系的符号展演，具身传播的知行合一揭示了交往意义的内化路径。华夏礼仪由文字记录走进行动场域，充实着古代中国关系性思维的兼性智慧，彰显着礼文化传播的关系本体论意蕴。

  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丹·席勒新近出版的电信史集大成之作《网络纵横：一部从邮局到互联网的美国电信冲突史》，揭示了国家、资本与劳工运动等社会抗争网络在塑造美国电信网络发展过程中的复杂关系。席勒的历史叙述辩证地表明，在不同时期的冲突交锋和左右力量博弈的过程中，信息/数字资本主义的政经精英持续变幻着自身领导权的历史面貌与联盟策略。这虽然掩盖了私有制下资本无限积累的特殊利益与必然矛盾，但新的冲突仍不断从传播技术的演进中诞生。在数字资本主义的信息联网无远弗届而社会政治裂痕层出不穷的当下，构建包容与团结的社会抗争网络，则显得更为任重道远。

  人工智能以机器理性，抢夺新闻业的管辖权，即以理性报道客观世界。化解挑战，需要能AI所不能，深入理解人性，扬弃世界新闻业多年所执的人性悲剧观与人性乌托邦观，确立人文进步人性观。通过人类记者的两种视野——事实视野与人性视野，对中国式现代化作新闻叙事，同时实现新闻叙事的现代化。要以人文进步人性观作为自觉的元新闻话语，批量创建新闻业务，以叙事报道陶冶人性。新闻叙事有3种声音：记者的声音、受众的声音、人性的声音，以之回答AI时代之问，拓展新闻业的管辖权，更好迎接AI带来的挑战。

  文章依据费尔克拉夫三维框架理论，借助语料库与语义网络分析技术，对中国、美国、菲律宾主流媒体关于仁爱礁事件的报道进行批评话语分析。研究之后发现，在事件报道中菲律宾媒体是中国媒体的主要话语竞争对手，美国媒体虽立场接近菲方，但更多扮演辅助性角色。美菲通过报道配合，欲使中方在话语竞争中处于劣势，菲律宾借情绪渲染与国际支持强化“受害者”叙事，而美国借“中立客观”姿态支持菲方。相比之下，中方报道虽立场坚定，塑造“负责任大国”形象，但话语策略技巧性尚待提高。建议未来中方媒体优化表达方式、提升公信力，并加强与东盟媒体合作以提升国际话语竞争力。

  我常借助水和墨来表达生活中的感想和感悟，这不单单是一种水墨的表达技巧，更多的是通过水墨来构建新的多元化视觉语境。

  我的绘画多关注历史和当下。人类在地球上生生不息几千年，其间有创新、有进步，也有杀戮和倒退，可人类对生活的美好向往从没有停息过。但是，生活中又常常使人倍感无奈和无力，其中的往返和重复、焦虑和妥协以及被动的接受等问题，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人心理上和情绪上的压力不断加大。这一切如何通过水墨语言来表现呢？作品采用抽象的水墨语言诠释了我的思考，运用点、线、面的艺术表达形式，对画面进行了架构上的重组，强化了后现代主义表现风格。如何能够很好地驾驭笔墨语言,使整个画面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是一个艺术家思考的关键问题。

  ——姚君洲（徐州工程学院设计学院教授、博士，中国矿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

  ① 张伯伟.全唐五代诗格会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2002:288.

  ② 大卫·科泽.仪式、政治与权力[M].王海洲,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5:1.

  ① 傅薇.政治仪式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中国的思想政治工作为视角[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博士论文，2016.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2.

  ② 潘忠党.序言：传媒的公共性与中国传媒改革的再起步[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8（06）:1-16.

  ①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M]//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302.